不同于一般的农地制度创新，沿海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畴，其核心是土地开发权的界定问题。乡村工业化既推动了土地开发权从国家向集体转移，也影响了这一权利的配置方向。本文研究发现，不同乡村工业化模式形塑出不同的土地制度，珠三角的外资充裕型、苏南的外资竞争型、浙江的内生资本稀缺型工业化模式，分别产生了保护股民利益的土地共有制，强调政府统筹能力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与有利内生资本积累的“公有私占”的土地制度类型，三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性工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这表明，评价土地制度的绩效，必须着重考虑具体的工业化模式。当前，中国正处于全球资本竞争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时期，仍然需要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统筹土地开发权的优势，为建立服务于工业发展的高水平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保障，同时，也应当加强土地的再分配功能，保护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提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