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探讨三个涉及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根本问题：①中国的农民合作社是否特殊？②如果中国农民合作社的特殊性是既定的，那么，它为什么特殊？③这些“中国特色”的合作社还是不是“合作社”？本文研究发现，基于Leavitt的组织模型，作为舶来品的合作社在目标、参与者（成员）、技术（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基本组织要素方面均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从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考察，中国的农民合作社之所以会呈现出特色形态，是因为其背后隐含着两大关键机制——先赋的产业化机制与引致的合法化机制。通过回归合作社制度硬核，并适当放宽合作社的定义域，本文认为，可以将“惠顾”划分为“直接惠顾”和“间接惠顾”。进而，本文推断，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民合作社是具有合作制属性、同时产业化和制度性色彩鲜明的股份合作制的改进型（且为过渡型）中间组织，这些合作社并非异化的或伪形的合作社，而是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形态。

2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