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农业生产、教育和医疗等风险,农民的养老风险具有一定的远期性质。大量研究证明人口老龄化、家庭支持力量的削弱和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等都是发展中国家农民养老危机的主要成因(Kumar,2003),这种问题和趋势直接刺激发展中国家政府不约而同地努力寻找应对农民养老风险的解决办法。发展中国家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大都依赖子女和家庭的支持,中国农村尤为如此。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中,子孝和膺服长老原则支撑了一个年龄等级所决定的地位体系,保证了家庭权威和控制作用的发挥(赫特尔,1988)。“养儿防老”观念正是这种家庭养老模式的必然产物。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当代欧洲某些发达国家的生活统计资料,就会发现极少老年人依靠他们的子女为其提供生计(安德森,2002)。全球性的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使得家庭在提供养老保障方面的作用下降(Kumar,2003;Overbye,2005);个体主义的盛行正在改变儒家文化圈中所奉行的“个体生命源于父母”这种“血亲价值观”的血缘动力,从而深度瓦解家庭养老的生存机制(谢楠,2009)。面对日趋严重的农村养老问题,不同的养老概念,如自我养老、土地养老、子女养老、集体养老